斯文娅（SvenjaHehner）是最近几个月里在魏帛斯多夫宫的艺术家工作室里工作的最年轻的艺术家。她是第一次从一个基金会得到艺术创作的奖学金，所以刚来的时候她总说她是幸运的。她父亲生前开有一个艺术学校，专门招收那些想从事艺术创作的普通人，正是从那所学校里她发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天才的艺术家，只不过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充分的机会自我成长而已。她十五岁时意识到她所看见的什么都是错的，于是停止足球生涯，去了美国。为此德国国家队的教练组非常气愤，因为她已被他们称之为“足球皇后”。她认为足球场上没有快乐可言，没有游戏，没有进一步，只有野蛮的重复，只有愚蠢的奔跑、碰球和射门。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回到欧洲，去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学校学习艺术，之后四处打工为生。十几年以后，也就是一年多以前，她才第一次清楚地看见她自己的艺术式样，她“自己的观念”。
她的观念就是，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艺术”。你给一个东西贴上“艺术”的标签，这个东西就是艺术了。当然这不过是个总的观念，几乎毫无新意，但具体做起来却是大有讲究的。例如她的一个作品是把自动售烟机里面的香烟换成一些盛满药水味液体的瓶子，然后在机器上面贴上一张印有“艺术”字样的标签。现在柏林的一些现代气氛的场所已经安装了她的“售烟机”。她的另外一些作品也与药和疾病有关系。因为从小她就多病，而且身子不直，她花了十几年功夫练习，才变直了。几个月前为了忙一个展览，连续十七八个小时装瓶子（非常细致艰难的工作），她的左手因疲劳而瘫软，很可能再也不能恢复了。所以药和疼痛不仅是她的命运，也是她的生活。西方艺术可能有很多不同于东方艺术的特点，但它们的最根本的特点，大概就是艺术家找到他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命经验与他追求的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进而让自己对它们之间距离的理解，变成它们彼此之间互为根据的亲和力．所以即使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和生活，一个艺术家和另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之间，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决不会出现雷同或相似之处。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里还有他人的影子，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理由、主意和方法，处于这个阶段，他自己就不会承认自己是个艺术家，就不会办展览、发表作品、申请奖学金。我非常喜欢斯文娅的一个新作品：一辆以机翼为把手的自行车。她说她一直想做这个作品，因为她小时候总是梦见骑着自行车飞。
前不久，一个奇特的作家托马斯说，斯文娅是最好的艺术家。她听了非常生气，一个晚上没睡着觉，第二天早上她堵住他的去路要他道歉，向她也向他自己。她认为说她是最好的艺术家，意思就是说她比别的艺术家好，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艺术家都只能在他自己的工作中做得最好，而每一个好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谁比谁好，不仅是对别的艺术家的轻慢，更是对受称赞的艺术家施暴和泼脏水。在各种好的艺术之间强行比较，不仅可笑，而且很坏。很可能中国读者会以为他们的价值民主意识有做作之嫌，但在欧洲的中青年人中，价值民主意识却是非常自然的，他们当然承认有些人在某个方面干得更出色，但他们相信其原因在于各种必要的机会合适地支持了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天才更高，而且在另外的某些并非不重要的方面这些人又相应地会存在忽视和欠缺。他们不能够理解时至今日，居然有人还生活在谁认为谁比谁天资更高、谁比谁更聪明的世界上。可是托马斯没有道歉，绕一步走开了。
约翰娜（JohannaBartl）当然是德绍最好的艺术家，因为在那个以包豪斯而闻名世界的小城市里，现在几乎没有别的全心全意的艺术家。她是，而且她的作品确实非常吸引人。她的作品变化多端，什么都有，摄影，录像，材料，方案，印刷，植物复印，书法，等等，整个儿一个完整的当代艺术史，可是她的视点却比别的艺术家显得还要专注。她的作品单纯，抽象，秀丽，纯粹是她个人风格的艺术。她曾经在莱比锡印刷厂工作多年，精通印刷技术，手工制作了一本漂亮的带插图的匈牙利诗集。她迷诗，而且是个诗人，写了不少诗。说来奇怪，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想着《道德经》中的“无”的观念，并读过一些相关资料。她不懂汉语，就把“无”的观念和德国中世纪讲“空”的一种神秘主义思想相比附。而且她说三十年代一个对“无”字的解释最棒：木材在火上。即无不是没有，而是有的升华：明亮和烟子。她的作品始终和植物的枝叶，和阳光的投影，和暗室里的化学剂的腐蚀，和反复曝光，和一个东西分成两半后的引力有关。无疑她的图式和方式直接来自她的东德经验。
在东德时期，她和她的音乐家丈夫没有逃往西方，而是去了一个两三户人家的偏僻小村子，住在一座没有暖气的房子里，读书，冥想，创作。那里没有别的，只有安全和寂静，只有面包和奶酪，只有寒冷和热情，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一住就是十几年。她说每当冬去春来，他们真的感受得到春天意味着什么。最终她和她丈夫在婚后二十二年离了婚。一说到原东德的新表现主义，她却和其他艺术家一样认为过于容易，过于讨巧。她没法喜欢基弗的那些很强烈、很夸张的作品。她觉得画廊太坏了，就要你夸张地重复自己。画廊，国际展览，奖金，总是成功地诱使艺术家用成功的美名和吓人的标签扼杀艺术家自己的感受。现在她自己也有不少展览，也有一些收入，但她依然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吃最简单便宜的食物，差不多不花钱，而把钱省下来赠给穷国的孩子，帮助他们求学。可是和那些发达的艺术家相比，她穷得简直一文不名。
在这里工作的艺术家都得做一个展览，在这里工作的诗人、作家和学者都得做一次朗诵或一个报告。有一次，明斯特大学的马丁教授（MartinDoehlemann）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什么是美”。马丁念完他的报告后，约翰娜一扫平常的温柔相，轻声但是尖锐地问他，你的意见是什么？你从席勒、马拉美一直讲到现在，用最傻的语言把别人那些清清楚楚的意见糟蹋得胡涂而又愚蠢，你竟然还敢于在大学里面教书，还敢于出版你的著作，你竟然得到了这里的奖学金，竟然敢在贝提娜的沙龙里给我们做报告！你罗列的那些著作我们十五岁以前已经读熟了！你这样干好像我们的了不起的前辈竟然粗浅得像是一个个傻×！说完她把马丁散发的一张表格一扔就走掉了。好久以后我提起这件事，她说要是几年前，她会什么都不说，走上去给他一耳光，帮他醒过来，踏踏实实从头开始。
比起前两位，拉莉（LaliJohne）大不一样。她生于巴伐利亚，住在慕尼黑，家境富有；她有名，有魅力，言行优雅；她的作品简洁而艳丽，又深奥又冲动，令人愉悦，可以说她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艺术家。她不会去关心任何艺术上的温饱问题，她只需要美好的和最美好的，而不追逐力量，不追逐变化。变化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人会不断地变化？在她看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停变化的艺术家始终没有找到可以下工夫的地方，其人性格也尚不成熟，心理尚不稳定。像她这样的艺术家，你决不会听到她议论什么什么的不是，她决不会去关心什么什么不好的东西。他们天然地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好的，产生好的。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解自己，分析自己，明晰自己，养成了乐善好施的金玉品格。他们认为个人的麻烦也好，社会的麻烦也好，均属于私事，应该个人自行解决，而艺术属于另外一回事，纯粹、明朗、美好。她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做个诗人，第二个愿望是研究哲学，结果做了一个画家。所以她的画作既有着哲学般的简明又有着诗歌般的含混。她一直在研究数字，研究数字的含意及其伦理学。她研究她应该在一幅油画里画几个色块，在一张铅笔画里画几个水果。几个才是道德的？有时候三，有时候五，有时候七或者八。也许因为这种或然性，她的画里跳荡着犹疑的感觉。
拉莉爱阅读，所以常常谈起文学。有一回英国作家莎士比亚（NicholasShake?speare）讲，因为他爷爷和父亲都在上海呆过，所以他特别想读一点儿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他找了许多英译本，但都无法读到第二页，他问我是不是他错过了什么，有什么好的他没找到。我说你什么都没错过，因为你不是那种会迁就的人，我自己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读到一个非集体主义逻辑的当代中国作品。只要你在中国长大，你一个人就会是一群人，而你们资产阶级作家不会喜欢这种自己体内的热闹而肮脏、排队但是混乱、传奇式却等于没有的感觉，一窝蜂的感觉。如果你不准备找一本小说来安置你的同情心，你就找不到小说。一样的，也找不到诗。拉莉说，德国是个个人主义的社会，而且经济在欧洲最好，但你在德国也找不到可读的德语的诗和小说。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她不喜欢德国作家，不喜欢德语。现在当然是英语的时代，而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有最好的现代诗，那为什么要读德语文学呢？德语文学的时代和法语文学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任何好事物都需要成就其好的客观条件，如果它处于不可能好、没有好的条件的阶段，你非要其好、非要称其好，就只不过是疯狂和妄想。德国作家都会坦率地讲，包括自己在内，德国当代作家都写得不错，但都够不上顶好。一个语言的元气被毁掉了，一个民族的元气被毁掉了，是很难恢复过来的。尤其关乎个人心灵和民族精神的事儿，盼望奇迹出现等于是自我不诚实的证明。现在没有好的德语文学，一点儿也不可怕。如果是一件明白而坦荡的事情，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既不关乎羞耻，也不关乎理想。现在美国南方有好文学，阿尔及利亚有好文学，不同样好吗！遗憾的只是普通欧洲人最多可以读四五门语言，而最好的文学作品，最好的诗，是不可能译进母语的。策兰最出色地译过不少东西，但他自己的诗恰恰就属于那种好到不能翻译的，英译和法译都尽心尽力，时有神妙，究竟完全不成样子。最好的诗必然最好地显现那门语言的美好特性，一门语言怎么可能拥有另一门语言的特性呢？然而更难的是，如果一个作品最好地显现了一个美好的特性，我们———除非硬要装怪———最好能看见。就像生前住在希腊岛屿上的美国诗人拉克斯（RobertLax）的那些伟大的诗，现在才受人推崇，到底显出了人们从来目光短浅。斯文娅（SvenjaHehner）是最近几个月里在魏帛斯多夫宫的艺术家工作室里工作的最年轻的艺术家。她是第一次从一个基金会得到艺术创作的奖学金，所以刚来的时候她总说她是幸运的。她父亲生前开有一个艺术学校，专门招收那些想从事艺术创作的普通人，正是从那所学校里她发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天才的艺术家，只不过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充分的机会自我成长而已。她十五岁时意识到她所看见的什么都是错的，于是停止足球生涯，去了美国。为此德国国家队的教练组非常气愤，因为她已被他们称之为“足球皇后”。她认为足球场上没有快乐可言，没有游戏，没有进一步，只有野蛮的重复，只有愚蠢的奔跑、碰球和射门。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回到欧洲，去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学校学习艺术，之后四处打工为生。十几年以后，也就是一年多以前，她才第一次清楚地看见她自己的艺术式样，她“自己的观念”。
她的观念就是，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艺术”。你给一个东西贴上“艺术”的标签，这个东西就是艺术了。当然这不过是个总的观念，几乎毫无新意，但具体做起来却是大有讲究的。例如她的一个作品是把自动售烟机里面的香烟换成一些盛满药水味液体的瓶子，然后在机器上面贴上一张印有“艺术”字样的标签。现在柏林的一些现代气氛的场所已经安装了她的“售烟机”。她的另外一些作品也与药和疾病有关系。因为从小她就多病，而且身子不直，她花了十几年功夫练习，才变直了。几个月前为了忙一个展览，连续十七八个小时装瓶子（非常细致艰难的工作），她的左手因疲劳而瘫软，很可能再也不能恢复了。所以药和疼痛不仅是她的命运，也是她的生活。西方艺术可能有很多不同于东方艺术的特点，但它们的最根本的特点，大概就是艺术家找到他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命经验与他追求的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进而让自己对它们之间距离的理解，变成它们彼此之间互为根据的亲和力．所以即使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和生活，一个艺术家和另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之间，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决不会出现雷同或相似之处。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里还有他人的影子，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理由、主意和方法，处于这个阶段，他自己就不会承认自己是个艺术家，就不会办展览、发表作品、申请奖学金。我非常喜欢斯文娅的一个新作品：一辆以机翼为把手的自行车。她说她一直想做这个作品，因为她小时候总是梦见骑着自行车飞。
前不久，一个奇特的作家托马斯说，斯文娅是最好的艺术家。她听了非常生气，一个晚上没睡着觉，第二天早上她堵住他的去路要他道歉，向她也向他自己。她认为说她是最好的艺术家，意思就是说她比别的艺术家好，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艺术家都只能在他自己的工作中做得最好，而每一个好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谁比谁好，不仅是对别的艺术家的轻慢，更是对受称赞的艺术家施暴和泼脏水。在各种好的艺术之间强行比较，不仅可笑，而且很坏。很可能中国读者会以为他们的价值民主意识有做作之嫌，但在欧洲的中青年人中，价值民主意识却是非常自然的，他们当然承认有些人在某个方面干得更出色，但他们相信其原因在于各种必要的机会合适地支持了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天才更高，而且在另外的某些并非不重要的方面这些人又相应地会存在忽视和欠缺。他们不能够理解时至今日，居然有人还生活在谁认为谁比谁天资更高、谁比谁更聪明的世界上。可是托马斯没有道歉，绕一步走开了。
约翰娜（JohannaBartl）当然是德绍最好的艺术家，因为在那个以包豪斯而闻名世界的小城市里，现在几乎没有别的全心全意的艺术家。她是，而且她的作品确实非常吸引人。她的作品变化多端，什么都有，摄影，录像，材料，方案，印刷，植物复印，书法，等等，整个儿一个完整的当代艺术史，可是她的视点却比别的艺术家显得还要专注。她的作品单纯，抽象，秀丽，纯粹是她个人风格的艺术。她曾经在莱比锡印刷厂工作多年，精通印刷技术，手工制作了一本漂亮的带插图的匈牙利诗集。她迷诗，而且是个诗人，写了不少诗。说来奇怪，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想着《道德经》中的“无”的观念，并读过一些相关资料。她不懂汉语，就把“无”的观念和德国中世纪讲“空”的一种神秘主义思想相比附。而且她说三十年代一个对“无”字的解释最棒：木材在火上。即无不是没有，而是有的升华：明亮和烟子。她的作品始终和植物的枝叶，和阳光的投影，和暗室里的化学剂的腐蚀，和反复曝光，和一个东西分成两半后的引力有关。无疑她的图式和方式直接来自她的东德经验。
在东德时期，她和她的音乐家丈夫没有逃往西方，而是去了一个两三户人家的偏僻小村子，住在一座没有暖气的房子里，读书，冥想，创作。那里没有别的，只有安全和寂静，只有面包和奶酪，只有寒冷和热情，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一住就是十几年。她说每当冬去春来，他们真的感受得到春天意味着什么。最终她和她丈夫在婚后二十二年离了婚。一说到原东德的新表现主义，她却和其他艺术家一样认为过于容易，过于讨巧。她没法喜欢基弗的那些很强烈、很夸张的作品。她觉得画廊太坏了，就要你夸张地重复自己。画廊，国际展览，奖金，总是成功地诱使艺术家用成功的美名和吓人的标签扼杀艺术家自己的感受。现在她自己也有不少展览，也有一些收入，但她依然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吃最简单便宜的食物，差不多不花钱，而把钱省下来赠给穷国的孩子，帮助他们求学。可是和那些发达的艺术家相比，她穷得简直一文不名。
在这里工作的艺术家都得做一个展览，在这里工作的诗人、作家和学者都得做一次朗诵或一个报告。有一次，明斯特大学的马丁教授（MartinDoehlemann）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什么是美”。马丁念完他的报告后，约翰娜一扫平常的温柔相，轻声但是尖锐地问他，你的意见是什么？你从席勒、马拉美一直讲到现在，用最傻的语言把别人那些清清楚楚的意见糟蹋得胡涂而又愚蠢，你竟然还敢于在大学里面教书，还敢于出版你的著作，你竟然得到了这里的奖学金，竟然敢在贝提娜的沙龙里给我们做报告！你罗列的那些著作我们十五岁以前已经读熟了！你这样干好像我们的了不起的前辈竟然粗浅得像是一个个傻×！说完她把马丁散发的一张表格一扔就走掉了。好久以后我提起这件事，她说要是几年前，她会什么都不说，走上去给他一耳光，帮他醒过来，踏踏实实从头开始。
比起前两位，拉莉（LaliJohne）大不一样。她生于巴伐利亚，住在慕尼黑，家境富有；她有名，有魅力，言行优雅；她的作品简洁而艳丽，又深奥又冲动，令人愉悦，可以说她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艺术家。她不会去关心任何艺术上的温饱问题，她只需要美好的和最美好的，而不追逐力量，不追逐变化。变化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人会不断地变化？在她看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停变化的艺术家始终没有找到可以下工夫的地方，其人性格也尚不成熟，心理尚不稳定。像她这样的艺术家，你决不会听到她议论什么什么的不是，她决不会去关心什么什么不好的东西。他们天然地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好的，产生好的。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解自己，分析自己，明晰自己，养成了乐善好施的金玉品格。他们认为个人的麻烦也好，社会的麻烦也好，均属于私事，应该个人自行解决，而艺术属于另外一回事，纯粹、明朗、美好。她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做个诗人，第二个愿望是研究哲学，结果做了一个画家。所以她的画作既有着哲学般的简明又有着诗歌般的含混。她一直在研究数字，研究数字的含意及其伦理学。她研究她应该在一幅油画里画几个色块，在一张铅笔画里画几个水果。几个才是道德的？有时候三，有时候五，有时候七或者八。也许因为这种或然性，她的画里跳荡着犹疑的感觉。
拉莉爱阅读，所以常常谈起文学。有一回英国作家莎士比亚（NicholasShake?speare）讲，因为他爷爷和父亲都在上海呆过，所以他特别想读一点儿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他找了许多英译本，但都无法读到第二页，他问我是不是他错过了什么，有什么好的他没找到。我说你什么都没错过，因为你不是那种会迁就的人，我自己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读到一个非集体主义逻辑的当代中国作品。只要你在中国长大，你一个人就会是一群人，而你们资产阶级作家不会喜欢这种自己体内的热闹而肮脏、排队但是混乱、传奇式却等于没有的感觉，一窝蜂的感觉。如果你不准备找一本小说来安置你的同情心，你就找不到小说。一样的，也找不到诗。拉莉说，德国是个个人主义的社会，而且经济在欧洲最好，但你在德国也找不到可读的德语的诗和小说。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她不喜欢德国作家，不喜欢德语。现在当然是英语的时代，而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有最好的现代诗，那为什么要读德语文学呢？德语文学的时代和法语文学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任何好事物都需要成就其好的客观条件，如果它处于不可能好、没有好的条件的阶段，你非要其好、非要称其好，就只不过是疯狂和妄想。德国作家都会坦率地讲，包括自己在内，德国当代作家都写得不错，但都够不上顶好。一个语言的元气被毁掉了，一个民族的元气被毁掉了，是很难恢复过来的。尤其关乎个人心灵和民族精神的事儿，盼望奇迹出现等于是自我不诚实的证明。现在没有好的德语文学，一点儿也不可怕。如果是一件明白而坦荡的事情，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既不关乎羞耻，也不关乎理想。现在美国南方有好文学，阿尔及利亚有好文学，不同样好吗！遗憾的只是普通欧洲人最多可以读四五门语言，而最好的文学作品，最好的诗，是不可能译进母语的。策兰最出色地译过不少东西，但他自己的诗恰恰就属于那种好到不能翻译的，英译和法译都尽心尽力，时有神妙，究竟完全不成样子。最好的诗必然最好地显现那门语言的美好特性，一门语言怎么可能拥有另一门语言的特性呢？然而更难的是，如果一个作品最好地显现了一个美好的特性，我们——除非硬要装怪——最好能看见。就像生前住在希腊岛屿上的美国诗人拉克斯（RobertLax）的那些伟大的诗，现在才受人推崇，到底显出了人们从来目光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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